李敖这位老先生的确很有一套，他的思想也很有意思。他批判鲁迅，陈独秀等人，其中针对陈独秀当时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他认为“我们必须说唯物史观不是科学，它是一种玄学”。

坦白说，这句话对我是天大的打击，因为从小到大，从我爸爸到我老师，教育我都说，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现在要我尝试着去打破自己心理的这个马克思主义枷锁，貌似有些难度，姑且转载一篇文章，看看别的专家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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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  建：反对历史一元论：胡适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批评

作者：邵建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胡适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批评是通过对陈独秀的批评完成的，因为陈是一个信奉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共产党人。陈独秀秉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解释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文运动，胡适的看法则正好相反。在针锋相对的两种看法中，谁的看法更具合理性呢？

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文运动自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的《文学改良刍议》始，到了1920年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国，所有国民小学第一、二年级的教材，俱用白话文。以此通令为标志，前后三年时间，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博弈，便获得了根本性的胜利。这大大缩短了运动肇始者的预算。1923年，胡适写信给美国的韦莲司，说：“说到中国的文学革命，我是一个催生者。我很高兴地告诉你这件事差不多已经完成了。我们在1917年开始[这个运动]的时候，我们预计了需要十年的讨论，到达成功则需要二十年。可是就时间上来说，[现在]已经完全成熟了，这要感谢过去一千年来无数无名的白话作家！”

在胡适看来，“语言文字是世界上最保守的东西，比宗教更为保守”，因为“当一种社会上的事物，深入群众而为群众所接受之时，它就变成非常保守的东西了”。 语言正是这样一种东西。就胡适本人而言，他也是个保守主义者。不过因了美国几位留学朋友的刺激，转取了一种激进态度。还没回国，便碰上了陈独秀他们这拨更激进的朋友，遂使这场运动以激进的方式展开。结果，三年时间，语言这个最保守的对象在现代中国就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那么，变化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陈独秀和胡适各有不同的看法。

1923年，陈独秀在《科学与人生观序》后的一封信中说：“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 陈独秀的表述固有他的道理，我们一眼就可以看透其后的思想资源，那也是我们几十年来最熟悉的一种哲学理论。

但，胡适很直截了当地表示了对陈的不认同。“独秀这番议论是站在他的经济史观立场说的”，经济史观作为一个角度并非不可以，但问题在于，在陈独秀那里，抑或在陈独秀以后漫长的历史阶段，经济史观成为一种历史决定论，成为对一切历史（人物、事件、现象）进行解释的终极之因。这一点，二、三十年代的胡适看得就很清楚。“历史事实的解释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一个‘最后之因’就可以解释的了的”。即以白话而论，一千多年以前，临济和尚的徒弟们开始用白话来记载他们老师的禅言，这和“产业发达，人口集中”有什么关系？白话在上千年的过程中产生了那么多的杰作，到了明代，出了一个李梦阳，提倡文学复古，于是文回秦汉，诗回盛唐，这又和“产业发达，人口集中”有什么关系？文学史的变迁代有升降，而绝不相沿。如果论及原因，胡适认为“其中各有多元的，个别的，个人传记的原因，都不能用一个‘最后之因’去解释说明”。

可以看出，陈独秀和胡适的不同是两种历史观的不同，一种是“唯经济史观”（后来它有我们更熟悉的名字“唯物史观”），一种是多因杂陈的“反唯”史观，且不管你“唯”的是什么。它们之间的分歧，也就是“一元”和“多元”的区异。胡适是个多元论者，他之不认同陈独秀，不在于陈的经济角度，而在于对方把其他角度排斥后使这个角度变成了单一的“唯”。这样，历史就变成了决定论的历史、宿命的历史，在这样的历史格局中，人则成为历史借以实现它自己的工具。

反对一元论，反对决定论，持这样的历史观势必是一个反必然的偶然论者。1927年，胡适到英国，一次和英国比尔德教授泛论历史，胡适提出了这样一个见解，“历史上有许多事是起于偶然的，个人的嗜好，一时的错误，无意的碰巧，皆足以开一新局面。当其初起时，谁也不注意。以后越走越远，回视作始之时，几同隔世！”胡适举的例子是造字，西洋人和中国人开始造字同出于会意象形，后来一趋字母，一趋表意，很难说不是偶然的。然而，几千年以后，两大系统的文字就截然不同了。胡适又举了个妇女缠足的例子，开始不过是宫廷中一二人的作始，后来贵族妇人效法，再后来平民亦效法，最后就成为一种“当然”，而这种“当然”和经济也没有关系。因此，接过话头的比尔德教授，实际上表达了胡适要表达的意思：“史家往往求因果，其实去题甚远。有许多大变迁，与其归功于某种原因，如经济组织之类，远不如此偶然与模仿说也。试问缠足能以经济组织来解释否？‘之’字变成‘他’，能用经济来解释否？”

回到白话文运动，胡适梳理了一系列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最后，针对陈独秀奉为圭臬的“最后之因”（即经济），胡适作了很精彩的解构：

治历史的人应该向这种传记材料里去寻求那多元的，个别的因素，而不应该走偷懒的路，妄想用一个“最后之因”来解释一切的历史事实。无论你抬出来的“最后之因”是“神”，是“性”，是“心灵”，或是“生产方式”，都可以解释一切历史；但是，正因为个个“最后之因”都可以解释一切历史，所以都不能解释任何历史了！等到你祭起了你拿“最后之因”的法宝解决一切历史之后，你还得解释“同在这个‘最后之因’之下，陈独秀为什么和林琴南不同？胡适为什么和梅光迪、胡先骕不同？”如果你的“最后之因”可以解释胡适，同时又可以解释胡先骕，那岂不是同因而不同果，你的“因”就不成真因了。所以凡可以解释一切历史的“最后之因”，都是历史学者认为最无用的玩意儿，因为他们其实都不能解释什么具体的历史事实。

胡适的历史观一以贯之，晚年的他在台湾关于白话文的一次讲演中，再度重复了上面的意思：

现在有一些讲历史的人，常常说：“历史是唯物的”，这是用经济的原因来解释一切历史。又有些人主张用英雄观念来解释历史，甚至于用“性学”的观念来解释，就是说历史上一切大事都是由于性的问题不能满足而发生的。这些解释都为历史的一元论。

而胡适认为，历史上许多大事的来源，包括当年的白话文运动，“也都是偶然的，并不是有意的，很少可以用一元论解释。”（同上）

可见，胡适用力反对“最后之因”，其实是在反对“一元论”。

案：胡适和陈独秀在历史观上不同，最可见他们在1923年为“科学与人生观”大讨论所写的序与（往来）书信。当胡适对陈独秀说：“唯物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时，陈希望胡适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即用它来解释一切问题或所有问题。胡适一则回答陈独秀：“我们虽然极欢迎‘经济史观’来做一种重要的史学工具，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思想和知识等事也都是‘客观的原因’，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与此同时，胡适也明告陈独秀：“可惜我不能进这一步了”。胡适很清楚，这一步一进，他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他却是实验主义的信徒（尽管这两个都是来自西方的主义有很为相近的地方）。陈独秀在最后的回信中，也很干脆，以列表方式直接把他的历史“一元论”阐发迨尽，这一元便是“经济”之一元，在它的统摄下，则有“制度、宗教、思想、政治、道德、文化、教育”等。他也指出，在历史“多元论”的谱系中，经济和制度宗教思想等就不是统摄关系而是并列关系。以比喻的说法，制度宗教思想等在经济面前，是“经济的儿子”，而胡适之却把它们“当作是经济的弟兄”。陈独秀坦陈：“这本是适之和我们争论之焦点”。

道不同不相为谋。《新青年》中最重要的两个人，不是因为别的，而是思想路径不同，最终分道扬镳（尽管他们的私谊始终存在）。他们的分手，意味着20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分化，也意味着《新青年》的精神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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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才疏学浅，很多时候就人云亦云了，不过，偶尔静下来，看看这类文章，挑战下自己之前所受的教育，比如思想方面的，可能也还是会有收获的。

与君共勉。

不看wiki，还真不知道外蒙古独立的过程。以前高中学历史，都以为 雅尔塔协定 出卖了中国，把外蒙古独立出去了。现在听了李敖的李敖语妙天下，看了wiki上 外蒙古独立 的字条，才知道事情的缘由。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同盟国为争取苏联对日本宣战，美、英两国在未通知中国以及其他盟国之下，于1945年2月11日与苏联签定涉及外蒙古以及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定》（又称“雅尔塔密约”）。其中规定：“外蒙（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应予保持。”1945年斯大林曾对蒋经国说过：“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这也是他坚决要求外蒙古独立的主要原因。但美国总统罗斯福曾面请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谓在维持外蒙现状之下，中国仍有宗主权。当时中国政府亦认为中国具有对外蒙古之宗主权。

8月8日在德国投降正好三个月，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之后，苏联在和中国谈判成功之前，对日本宣战。一百五十万苏军在蒙古集结后进攻中国东北、朝鲜等地的日本关东军。其间外蒙古提供后勤并派军队参加了苏军对日军在内蒙古的作战。中苏在就外蒙古问题举行谈判时，斯大林坚称外蒙今日已是“人民共和国”，故其现状，即是独立。谈判开始时，中方坚拒承认外蒙独立，斯大林则称，外蒙问题如无法获致解决，则条约不能订立。谈判中，蒋经国对斯大林说：“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斯大林回答：“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为继续取得同盟国对中国战区的支持，以及避免苏联援助中共和在东北驻军不撤走，1945年8月14日，经过与苏联两个多月的谈判，中华民国政府最终做出妥协。宋子文、王世杰等在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的授权下与苏联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苏联出兵击败日本后，在苏联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不援助中共”等条件下，允许将依公正之公民投票的结果决定是否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宋子文拒绝签字，并辞掉外交部长一职，最后该条约由王世杰签字。

对此，杜鲁门给蒋中正打电报说：“我请阁下执行雅尔塔协定，但我未曾请阁下做超过该协定之让步。”指蒋中正抛弃了中国对外蒙的宗主权。王世杰回国称该条约可保中苏三十年的和平，于是8月24日立法院在孙科主持下，以95人赞成，4人反对（以起立方式表决）通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0月20日外蒙举行公民投票，中国政府派雷法章前去参观。雷法章奉蒋中正之命，“不与外蒙当局进行任何交涉”；关于投票，雷法章“只宜细心观察，但不得干涉或发表任何声明”。外蒙人民“在政府人员监督之下，以公开之签字方式表示赞成与否”，投票结果显示，97.8%的公民赞成外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但联合国所派之观察员不承认此次投票。

1946年1月5日，中华民国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国民政府公告说：“外蒙古人民于1945年10月20日举行公民投票，中央曾派内政部次长雷法章前往观察，近据外蒙古主持投票事务人员之报告，公民投票结果已证实外蒙古人民赞成独立，兹照国防最高委员会之审议，决定承认外蒙古之独立，除由行政院转饬内政部将此项决议正式通知外蒙古政府外，特此公告。”随后国民政府表示支持蒙古入联合国。2月13日，国民政府与蒙古建立外交关系。从此，中国失去了对外蒙的宗主权。

关于蒋中正的国民政府放弃了对外蒙的宗主权，顾维钧这样写道：“我仍然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在莫斯科的代表团认为非得向苏联做出超过需要之外的让步不可。即使从英国的观点来看，中国在外蒙问题上是能够不让步的，美国的国务卿贝尔纳斯也持有同样的看法。这是贝尔纳斯在1945年9月从莫斯科来参加五国外长会议时在伦敦对我说的。然后他问我为什么我们做出了不必要的让步，他指的是蒙古。我虽不理解为什么这样做，但觉得这个评论进一步证实了艾登(英国的外相)对我说的话是有理由的。我对中国在莫斯科所采取的立场自然是极感失望的，我设想一定有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公开当年我们的重庆政府为什么决定不惜任何代价与苏联缔结这个条约的全部理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蒙古独立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前即支持外蒙古独立。早在1939年12月，毛泽东所著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的第一章即明确提出，“正北面，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后中共也支持国民政府和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49年1月，毛泽东曾非正式地试图通过米高扬向苏联提出要求，希望外蒙古回归中国，但遭到拒绝。由于苏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主要的援助者，而外蒙古也已经在事实上脱离中国的统治近三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后不久，1949年10月16日即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建交。当时共产党的政策是支持外蒙古独立。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表示：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条约。但中苏后来发表公告称：“1945年8月14日中苏签订的条约约定均已失去效力，但双方政府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已因1945年的公民投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其建立外交关系而获得了充分保证。”1950年中国政府毛泽东主席出访苏联，为争取苏联外交支持，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承认蒙古独立，保证了苏联归还旅顺军港、大连行政权和中国长春铁路的管理权等苏联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获得的在中国东北的一切利益。1950年7月3日，毛泽东接受蒙古人民共和国首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呈递的国书，中蒙两国正式成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在1950年代，中国向蒙古输送了工人帮助其建设。

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归还了旅大军港和东北铁路的管理权，但拒绝讨论外蒙古问题。蒙古人民共和国于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交换地图，划定边界。1960年代中苏决裂初期，蒙古人民共和国试图保持中立。后来倒向苏联一边，把大约7000名中国的援建人员驱逐回国。

据铁血论坛文章，后来邓小平曾对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说过，“雅尔塔协议把外蒙古从中国分割出去，……陷我们于极其不利的战略位置。”邓又在1989年5月16日对戈尔巴乔夫说：“六十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加，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不断增加，包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到了一百万人。……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1980年代中期，中蒙关系缓和。1990年，一个蒙古代表团28年来第一次正式访问中国。1994年两国签订《中蒙友好互助条约》，表示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